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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时期是由于“文革”的过激政策引起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界的反思,在反思过程中就出现了类似“伤痕文学”“告别革命”“启蒙与救亡”等观点,这些思想都影响了国外对中国的研究。因为国外研究者要从中国取材,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,比如其中一种中国研究模式,就是以权力斗争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当代的政策,这种视角影响了国外的一批研究。
第二个时期是中国正在崛起,在这一期间,中国对国外学者开放,很多人跑到中国来搞田野调查,比如今天上午做报告的学者——牛津大学的雷切尔·墨菲教授,她就是来到中国做田野调查,博士论文写的是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,这本书让她一举成名。有了田野研究,就会牵涉到更多方面,妇女问题、劳工问题、民族问题像西藏、新疆等,所以这就不仅仅是汉学研究了。
第三个时期,是大概从新冠疫情前的两三年开始,一直延续到新冠以后,疫情期间整个学术界几乎处于“冬眠”状态,不能旅行也不能跨国做研究,看似是封存了几年,但同时埋在地下的暗流一直在涌动。
这种暗流是什么?就我的理解、观察和亲身经历,就是对中国的焦虑。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,这么大的一个国家、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,可以说西方国家两百年来的变化,在中国只用了几十年就发生了。
我的孩子在澳大利亚长大,他们的同学都是本地人,其中一个同学,他母亲的母亲是意大利人,父亲是法国人,一个标准的西方家庭;我跟他们比较熟,有一天他的家人问我:默波,如果中国强大到跟美国一样,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?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,有可口可乐、好莱坞等这些很熟悉的事物,虽然常有抱怨,但已经很习惯了。那么,如果中国强大到可以影响世界的话,生活会变成什么样?他们很焦虑。